福柯疯癫史视角下中美“疯癫”文学之比较

摘要

  一、解读疯癫

  

  作为哲学家,福柯并没有给“疯癫”一个确切的定义。疯癫史是源源不断的发展着的“流”的历史,疯癫的涵义也无法用概括性质的、简化的语言来说明。“在此,疯癫没有‘本质',只有现象,只有表征,只有多种多样的符号形式。疯癫更接近一个能指,它在不同的时期,可以注入不同的内容。”[1]

  

  疯癫现象借用了“疯癫”这一词语,将之冠名。这种命名,使疯癫在科学意义上可以被定义和分类;但是这种命名只是用捆绑的方式将各种可怖的意象强加到这种现象上,使人们脑海中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这概念使人觉得明确,又使人觉得模糊,它开拓了一个领域,却又封闭了这一领域。形成概念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避免纠缠不休,事实上却又一直在纠缠不休。直到如今,我们仍然无法得出合法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是否疯癫。

  

  既然疯癫是一个能指,我们就可以在研究文学中的疯癫主人公时,从不同的作品中认识不同的疯癫。但是疯癫并非孤立存在,疯癫的存在就像是人站在理性对岸的角度来衡量此岸,文明理性作为参照物,是疯癫现象最好的证明。福柯在1961年为《疯癫与文明》一书所做的内容提要中说:“在蛮横状态不可能发现疯癫,疯癫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疯癫在社会制度的进步过程中逐渐声势浩大,并且与社会文化进行着旷日持久的碰撞与纠缠。这种碰撞与纠缠所产生的激烈的火花,正是疯癫题材作品的灵感所在。

  

  二、“飞越”与“落定”–中美疯癫题材文学作品比较

  

  (一)疯癫叙事与边缘角色

  

  中西方文学中的疯癫叙事并不是现代的专利。西方文明滥觞的古希腊文学中就有疯癫叙事的影子。希腊神话中,弑母的俄瑞斯忒斯遭到复仇女神的惩罚而变疯,离开故乡过着流亡的生活,直到雅典娜在阿瑞斯山上的审判中投出了重要的一票,才使俄瑞斯忒斯重获自由。在此之后,《哈姆雷特》《李尔王》《堂吉诃德》《罪与罚》等等优秀文学作品,都可以说是疯癫主题的作品。相比于西方的叙事传统,中国古典文学在叙事方面并不突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很多癫狂人物。从《论语·微子·第十八》中的“楚狂接舆”到竹林七贤,从《儒林外史》到《红楼梦》,再到现代小说《狂人日记》,中国文学史上的疯癫叙事也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的。中国文学的疯癫叙事有疯人,也有狂人,这些形象的意义在于对文化、制度和历史的反观重审,具有高度的人文情怀。“这些具有疯癫症状的’疯癫者‘进入叙事文本,成为叙事文本中的文学形象、文化象征,作为叙事对象或者叙事视角参与到叙事中去,这就构成了疯癫叙事。”[2]疯癫叙事的意义也在于质疑和否定现存的一切代表着理性权威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疯狂就是否定性。”[3]疯癫者常常借用最单纯的视角,说出最简单的道理,达到最辛辣的讽刺效果。

  

  疯癫叙事的视角一般是边缘人的叙事视角,站在理性与癫狂中间的灰色地带,客观地描述现实,表达最原始的情感和欲望。通过这种语言层和意蕴层的对立,呈现出疯癫的否定性和客观性。肯·克西的《飞越杜鹃巢》就是以社会边缘人印第安混血布罗姆登的角度来讲述发生在精神病院的故事,成功地表现出了在“大护士”等象征美国现代文明理性与专制权力的统治者,在伪善的面具下对精神疾病患者的人性与自由的阉割。中国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也同样借用了一个边缘人的视角:麦琪土司的二儿子,一个痴傻的贵族少年。小说描写了康巴藏族传统文化制度,在面对不同民族文明激烈碰撞交错的时代所谱出的命运交响曲。“我是个傻子”,“一个傻子,往往不爱不恨,因而只看到基本事实”.从这些陈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在试图塑造一个站在历史、文化、人际关系和社会制度之外的一个真实而完整的人,并用这个人代替自己说出非理性的语言。这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边缘人,并且都经历了失语的状态。布罗姆登作为自己民族苦难的幸存者,亲眼看见了狂妄的西方现代文明对异己的血腥屠戮。一个异族者在这样陌生、强大而残酷的力量面前,只能带着失落与恐惧,悄悄把头埋进土里,默不作声地保护自己仅存的生命意识。在精神病院里,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又聋又哑的人,他尽可能的降低自己的存在感,使自己尽可能地远离所有的人、远离所有能够给自己带来伤害的事物。然而他却无法脱离这里,所有他幻想中意象:凝固的空气、烟雾、巨大的机械、解剖等等,都是精神病院压抑空气的具象化。《尘埃落定》中,土司二少爷首次出场时也是这样一个失语的状态,在受到侍女桑吉卓玛性爱的教育之前,他是混沌的、是失语的,所有人都把他当成白痴,他自己也没有对自己的认识。“我是谁,我在哪里?”痴傻的二少爷发出具有哲学意味的疑问,是他空虚的灵魂的呐喊。他的第二次失语是在书记官波翁意西再次被行刑人割舌的时候发生的,他感受到了波翁意西舌根上的痛楚,清楚地感受到了残酷的专制对异议的压制,作为历史和现实的旁观者,感同身受地承受着苍凉与悲哀。在这样失语的状态下,两部小说都为疯癫者的重新放声安排了一个契机:《飞越杜鹃巢》里,具有反叛意味的角色麦克墨菲,出现在布罗姆登的视野中。这个反叛者点燃了布罗姆登心中象征人性自由与生命原始野性的火把,并且将充满人情味的气氛带到精神病院的各个角落里。即使最后这个反叛的英雄最终以悲剧落幕,但是他的斗争换来了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专制秩序的反抗。《尘埃落定》中,“爱欲拯救着生命”[4].一个侍女的身体唤醒了痴傻的二少爷脑中对人性、本能和存在的意识,开始由一个失语者变成了一个类似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圣愚”典型:“看似疯癫荒唐,却又深刻洞见,以一种打破常规的叙事模式反映一些往往具有超越性、先见性的思想观念。”[5]出场时的二少爷只是个痴傻的角色,而这个契机使他正式进入了疯癫的领域,进入了现实社会的重重复杂关系之中。

  

  18世纪狄德罗在其作品《百科全书》中如此陈述:“由于意识上的欠缺,离开理性而不自知,这叫做痴呆;由于受奴役于强烈的激情,离开理性而能自知,这叫做脆弱;但是带有自信地离开理性,还坚信自己此时正在遵循理性,对我来说,这似乎就是人们所谓的发疯。”土司家的二少爷正是这样一个对自己的信念具有强大自信的角色,小说的结尾,二少爷终于在一个早上醒来后,没有再问“我是谁”的问题,而对身边的人说:“我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在哪里。”他不是理性上的聪明人,却是个顽强的疯癫者。而布罗姆登也在受到麦克墨菲的启示之后逐渐找到了这种自信的态度,开始与周围世界对话,直到小说结尾杀死了已经变成行尸走肉的麦克墨菲。这种从混沌失语到清醒自信的转变,正是两部小说的作者赋予疯癫者的一种救赎,给出了使疯癫现象超越学理范围的例证。

  

  (二)诗意的疯癫

  

  福柯的疯癫史并不是一段流水账的历史,他的写作是具有诗意的,例证与史实的罗列加上哲学与文学上的思考使福柯的疯癫史呈现了既犀利冷峻又浪漫激烈的特点。疯癫本身其实也是双面结合体,从文艺复兴时期“愚人船”这个文学意象的形成开始,疯癫就具有了浪漫色彩。被驱逐的疯人坐着船,过着茫然无依却自由轻松的流浪生活。在文学中,船上的疯人被理想化,成为了开拓者的角色。“这些船承载着理想中的英雄、道德的楷模、社会的典范,开始伟大的象征性航行。通过航行,船上的人即使没有获得财富,至少也会成为命运或真理的化身。”[6]如尚皮埃的《王公之舟和贵族之战》、奥斯特沃伦的《蓝舟》等。

  

  当代疯癫题材作品大多都不属于浪漫主义的作品,但是却对疯癫存在浪漫诗意的表达。《飞越杜鹃巢》中描写了一次海上钓鱼事件,叛逆者麦克墨菲带领了12个疯人朋友进行了一次“海上朝圣”[7].数字“12”在《圣经》中是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数字,耶稣基督有12个使徒,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精心安排这次海上钓鱼事件的用意:作者借用了“愚人船”和基督教,展示了几个世纪以来疯癫者对于自由的宗教般的信仰和向往。在另一部美国疯癫题材作品,丹尼斯·勒翰的《禁闭岛》中,也有关于“海上舟”这种意象的描述。《禁闭岛》以时间1954年为背景,二战的余影、苏美两国的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使美国成为了一座孤岛,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紧张冷峻的状态。小说《禁闭岛》中与世隔绝的禁闭小岛正是战后美国的象征。小说以第三人称进行叙述,从泰迪与父亲的初次出海开始写起,海水的意象在小说开头就出现,泰迪在与父亲的一次航行中产生类似晕船的生理反应,但是他却知道,这并不是真正的晕船,真正使他呕吐的是对海水的巨大的恐惧感:“海水在他们周围展开,将整个世界连成汪洋一片。泰迪深信它可以吞没天空。那一刻之前,他从没意识到他们如此孤独。”这种孤独感使泰迪恐惧并呕吐,在泰迪长大后首次进入禁闭岛的情节中,他也是坐着孤舟从海上飘向了这个荒凉而神秘的岛屿。这些情节是作者有意无意地对文艺复兴时期“愚人船”意象的继承,具有丰富而深刻的诗性内涵。

  

  中国当代疯癫题材作品中同样也有极具诗意的特点。以《尘埃落定》为例,作品中具有大量的自然界的意象,有界于英雄主义和反英雄主义之间的荒诞。“世界是水、火、风、空”,体现了二少爷对于世界的哲学化、具象化的认识。由于藏民所处的地理位置,无缘接触到大海,文中的二少爷对于水的认识更多与河流有关,只有一个情节与海有关:二少爷的叔叔在海上失踪,茫茫无音,使二少爷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不可捉摸。海因洛特曾说:“疯癫是人身上灰暗的水质的表征。”水的无序和流动状态代表着一切不稳定因素和一切事物的发端,疯癫题材作品中不断出现关于水的意象,是疯癫被隔离的孤独感和恐惧感的体现,也是对疯癫这种自由的流动的状态的诠释。“洪水是一个比喻,但一个比喻有什么意思呢,比喻仅仅只是比喻就不会有什么意思”,作者将人群用洪水这个意向来诠释,是带着浓烈的诗意性质的,洪水的力量可以将承载疯癫的孤舟推向任何方向,与代表了秩序的理性相比,疯癫反而是一种清醒,一种自由。疯人看到的不是文明制度里纷繁复杂的关系网,而是世界的本质。除此之外,文中有大量土地和与土地有关的意象,如象征富足的麦子、象征罪恶的罂粟、象征灭亡的尘埃等。“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大地是世界上最稳固的东西,其次是大地上土司国王般的权力。”相对于水的无序,大地的稳固象征了权利的根基,权利不断更迭,土地却永远都在人的脚下。

  

  疯癫题材作品有时还表现出了现代主义的倾向。在稳定的社会制度中,各种力量相互平衡与妥协,人们所感受到的相对时间变得越来越缓慢,人的生存状态好比西西弗斯的劳作,在劳而无功却又往复不已中轮回。这正是现代人在崇尚科学理性和物质追求的基础上逐渐变得麻木而空虚的状态。疯人院建立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制止行乞和游手好闲”,可是疯癫者并非懒惰,而是多思,当“聪明人”忙着为了无意义的事情奔波时,疯癫者却保持着独立的清醒,直指生命的本质。在《尘埃落定》中,“聪明人”为了追逐利益不断做出错误的决定,痴傻的二少爷看似荒诞的行为却有如神助,形成了鲜明的反讽效果,具有现代主义的荒诞感。《飞越杜鹃巢》也体现了这样的荒诞感。精神病院象征着专制权威,疯癫者在精神病院里受到理性的审判。传统道德伦理教育使疯人为自己的疯癫现象感到耻辱,从而有一种负罪感。然而,感到歉疚并不能使人真正回到理性的圈子,而只是顺从了理性的意志,照顾了他者的情绪。这种方式是无法治愈疯癫的,因为疯癫是人格的一个方面,没有理性就没有疯癫,反之亦然。疯癫不在时间里,不在纸上,而在一个空间里,疯癫与理性互相纠缠,才形成了人的思维。而这种将疯癫仅仅看成是一种可以被治愈的疾病的做法无疑是无用的。这种对异己的禁闭只是避免了恐惧,而不是治愈了疾病。《飞越杜鹃巢》中大护士举行的小组谈话,在作者的笔下不仅仅无用,更是对疯人残酷的精神折磨。大多数疯人在这样的谈话中失去了隐私、失去了自尊,一遍遍地使自己懦弱的歉疚的情绪扩大,这种歉疚所带来的痛苦绝不比疯癫少。这样的剖析使象征着现代社会制度的精神病院显得暴力而荒谬,大护士在麦克墨菲眼里就是一只“割卵蛋的屠夫”.《禁闭岛》中泰迪最后承认了自己的过去:“我不会再倒退回去了,我叫安德鲁利蒂斯。1952年的春天,我杀死了我的老婆多洛蕾丝……”然而第二天醒来,却又回到了自我虚构的角色中,重新进行着回环往复的疯癫。

  

  欧里庇得斯在《疯狂简史》中说:“凡神欲毁灭者,神会先让他们疯狂。”疯癫题材作品中角色的命运大多走向毁灭,死亡是诗意的疯癫最好结局。理性与疯癫相互纠缠,形成激烈的能量抵消,新事物和新启示产生于这种抵消之中,构成了一个轮回。疯狂使人绽放出耀眼而奇异的光彩,并很快使人燃尽最后的生命力,走向早已注定的毁灭结局。福柯所推崇的一位作家布朗肖的小说集优雅与疯癫为一体,“死亡,是布朗肖写作的核心主题。写作,就是和死亡打交道,就是延缓死亡。”[8]疯癫题材所表现的菁华,正是理性与疯癫的反复纠缠和摩擦,正是疯癫者被毁灭前一刻绽放出的最耀眼的火花。《飞越杜鹃巢》的主角麦克墨菲被强制进行了脑叶白质切除手术,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白痴,一个被阉割了反抗权利和反叛精神的行尸走肉。最后布罗姆登成全了他,带着麦克墨菲与生俱来的、自由反叛的疯癫主义精神冲出了疯人院。《尘埃落定》中的二少爷最后被家族的仇人所杀,“灵魂终于挣脱了流血的躯体,飞起来了,直到阳光一晃,灵魂也飘散,一片白光,就什么都没有了。”他的死就如同象征着康巴藏族文化制度的土司官寨的倾倒。几千年的血泪恩怨在一瞬间倒塌,尘埃落定,疯癫者散场,留下无数值得沉思的话题。

  

  (三)非理性话语的合理性

  

  《飞越杜鹃巢》出版于1962年,并成为年度最畅销图书之一。作品承接了“垮掉的一代”的反文化精神,将以往的英雄角色塑造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叛逆者:他吸烟酗酒、逃避劳动、滥交、行为大胆夸张。他装成疯子躲进精神病院,首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精神疾病到底应该如何界定。我相信,在“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的年代里,像麦克墨菲这样的叛逆者在美国是很普遍的。精神分析的观点认为:“精神病是一种父姓(父名)的脱落,是人与符号界相分离而自创符号界导致的精神症状。”那么,在主流文化的符号系统、科学价值观和理性话语的主宰下,所有违反主流符号系统的,如“垮掉的一代”作家们创作上的不遵循常规,结构形式的杂乱无章,语言上的粗糙等等一切有悖于正统文学的非理性话语,就都成为了一种“精神疾病”.福柯认为:“理性是通过残酷的压制和排斥癫狂和非理性来建立自己的观念和秩序系统的。”[9]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就是披着温情的文化外衣的“荒谬的慈善”,借用对人的集束化管理来维持统治秩序和社会发展。亦或者,是不是对于疯癫的界限本身就是个巨大的阴谋?福柯的疯癫史对这种理性的评估原则产生了疑问,提出理性并不都是公平而正义的,那么这种判断疯癫的尺度就无法保持客观。很多时候,疯癫者所发出的非理性话语反而比理性话语更加合理,因为理性遵循的是价值尺度,而疯癫遵循的是人性尺度。疯癫者并没有失去人的本质和基本的人性,疯癫者的行为恰恰构成人的基线、人的本真;文学作品中的疯癫者更是成为了真理、正义、直言和诚实的化身,构成一种对社会现实、伦理道德、科学文化的激烈否定和有力批判。

  

  《尘埃落定》的作者阿来本身就是个藏回混血人,因而阿来能够更加冷静客观地看待不同文化在特殊年代的互相碰撞与融合。二少爷的话语既富于诗意,又包含了深刻的哲理意味。并且比较耐人寻味的是,二少爷这个所谓的“傻子”在文中却表现出了深刻的洞见和缜密的思维,对政治、阶级、宗教、审美都有自己的观点。作者借用了“傻子”这样一个边缘视角,但是却说出了一个拥有自己独特而完整的符号系统的疯癫人物的话语。相比之下,《飞越杜鹃巢》中,布罗姆登的话语更具有疯癫者的特点:幻想、紧张、重复、时间混乱。这种精神幻想看起来混乱不堪,实际上却是人的思维的最好体现:一种混沌的、流质的、源源不断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非理性话语就是流动着的意识,具有不间断性和超时空性的特点。除了布罗姆登这一角色之外,反叛者麦克墨菲的话语也有着自己的特点,通常情况下他都带着玩世不恭的态度;但是在他与哈丁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话往往是一针见血的。他将小会议描述成一场斗鸡比赛,将大护士形容成一个“割卵蛋的屠夫”.这些看似粗俗的、非理性的话语,实际上却用精妙的比喻说出了精神病院治疗系统的本质。患者哈丁作为一个疯人,虽然性格懦弱、矫揉造作,但是在与麦克墨菲的谈话中却体现出了一种可贵的敏锐:“这个世界……属于强者,我的朋友!我们存在的仪式是基于强者通过吞噬弱者而变得更加的强大,我们必须面对这一切,不是说这是对的,而是说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学会将它作为自然世界的法则来接受。”

  

  三、制衡中的新生

  

  “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10]文化的进步与开明应当相辅相成,主流文化对于矛盾、异化和非理性的包容性是整个社会人性解放程度的重要基础和标准。主流文化的自省和人与制度的不断对话已经成为了文化发展的重要要求。这种自行自省注定是挑战传统理论模式的、先锋的甚至是显示出疯癫的。人类对于未知和巨变的恐惧又注定使这种疯癫在最初的环境下成为众矢之的。对于人性和自由的信仰是对抗人类集体恐惧的有力武器,在肯·克西的眼中,人的自省和对追寻自由与真我的坚持似乎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态度。20世纪初精神分析的理论对于生物学模式的胜利就是人类的一次成功的自省,从精神分析开始,人类愿意尝试去了解非理性的符号结构和思维情感,这就是成功对话的开始。然而仅仅是对话不能解决现代人在与自身的分裂中形成的对人格中非理性的排斥。理性文化的尺度如何做到相对公平和稳定,人类如何拥有掌控制度的能力而不是被制度掌控,以及如何实现这种掌控,追寻真正的自由,仍然是人类应当不断求解的难题。

  

  我们可以试图从个人的话语系统受到压抑的情形,引申到一个国家、一种文明所代表的话语系统被压抑的情形。从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快速全球化角度来说,“民粹主义”甚至“民族主义”的兴起不得不说是西方主流文化坚持一己主导所引发的激烈反弹模式,西方主流社会的文化利用自身的优越性不断向异己的世界渗透,与此同时,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被相同的经济指标和政治利益所代替,文化个性和民族性被压抑和分裂。费孝通在《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中说:“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里太轻视了文化精神的领域,不以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处理文化关系,这是很值得深刻反思的。”[11]费孝通由此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命题,提出了文化上的“多元一体”,即文化上的互相容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真正做到民族间和国家间从感情深处的互相认知,而并不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目的或利益,真正的体现了文化的包容度,从而避免了在一种大而同的全球化文化浪潮的冲击下,各个民族的传统被冲刷、民族精神造成失落,引发“民粹主义”甚至“民族主义”危机。面临当今社会的现实情况,我们只能不断地去发掘主流文化的包容性,尝试去运用传统的文化资源和异己的文化模式来融入世界,为人类文明共存开辟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

  

  [1][美]布莱恩·雷诺 :《福柯十讲》,韩泰伦编译,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北京),第46-47页。

  [2]姜亚菁 :《新时期小说“疯癫叙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武汉),第127页。

  [3][法]米歇尔·福柯 :《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北京),第364-365页。

  [4]汪民安 :《疯癫与艺术 :兼论福柯的非理性主义艺术观》,《美术馆》,2002年第2期。

  [5]姜亚菁 :《新时期小说“疯癫叙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武汉),第127页。

  [6][美]布莱恩·雷诺 :《福柯十讲》,韩泰伦编译,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北京),第28-29页。

  [7]刘伟 :《从文本到影响–谈〈飞越疯人院〉的改编》,《电影评介》,2009年第9期,第44-45页。

  [8][美]布莱恩·雷诺 :《福柯十讲》,韩泰伦编译,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北京),第40-41页。

  [9][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北京),第19-20页。

  [10]同上,第15-16页。

  [11]费孝通:《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文选》,方李莉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北京),第60-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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