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溅泪集》中的政治思想探微

摘要

  晚清之时,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先是鸦片战争,西方列强裹挟着坚船利炮汹涌而来;再是太平天国运动,清朝国祚几乎一旦崩绝;之后洋务自强、维新变法、预备仿行立宪等运动接踵而来,直到辛亥革命,瞬间摧垮了在中华大地施行了二千多年的皇权制度。此五十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伴随而生的社会思潮也最为纷繁芜杂,其中最显者,莫过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两大势力。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以编辑《翼教丛编》攻讦维新派而声名鹊起的苏舆,无疑是保守主义阵营中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苏舆(1874~1914),湖南平江人,晚清经学家,字嘉瑞,号厚庵、厚康,晚号闲斋、更生。自幼颖悟,十二岁粗通十三经句读,后受学于临湘才子吴獬、巴陵宿儒杜贵墀、着名学者王先谦等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补邮传部郎中。民国三年(1914年)卒于烟舟故里,年仅四十。苏舆求学为官期间,勤于着述,除了《翼教丛编》,其代表作《春秋繁露义证》在我国近代思想学术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有清一代《春秋繁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辛亥溅泪集》是苏舆最后一部诗歌作品集,创作于辛亥革命时期,凡四卷,收录七言绝句三十三首,夹有作者自注,其中有大量的清廷诏书和时人文电。李肖聃曾这样评价:“《辛亥溅泪集》若干卷,中伤童昏之失国,斥神奸之篡宗,见《哀郢》之孤忠,流悲音于《心史》,较之劬庵殉难之录,补松碧血之编,负痛尤深,伤心独至。”[1](P201)其实,该诗集不仅表达了作者在“童昏之失国”“神奸之篡宗”时的“负痛尤深,伤心独至”,还总结了他对社会时局的考察与剖析,反映了一个保守主义者真实的内心世界,也呈现出剧变社会给知识分子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具有颇为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史学意义。《辛亥溅泪集》中的政治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揭露清廷腐败,反对亲贵揽权

  

  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苏舆去职返乡。国变纷乘,肺疾缠身,使得他终日抑郁,痛定思痛。对于清朝的覆灭,这位邮传部郎中归因于朝廷的极度腐败和满族权贵的独断专权。其《辛亥溅泪集》卷一开篇就有诗曰:

  

  风云一霎黯南楼,铸错真如聚六州。

  

  怀武不治元彧罪,坐令雄镇拥旌矛。

  

  元彧是北魏宗室临淮宣王拓跋谭之曾孙、济南康王元昌之子,“六镇之乱”时,一代奸雄尔朱荣攻入洛阳,杀害了数千名元氏皇族和大臣,元彧仓皇南奔,逃到梁朝。苏舆引用这段历史,意在讽喻时事。他在注文中说,武昌兵变时,湖广总督瑞澂搭乘楚豫舟逃至上海,此举与元彧之行径颇为相类。虽有人联名奏劾瑞澂,但因为他是琦善的孙子,又是度支部尚书泽公姻亲的缘故,朝廷非但没有治罪,反由度支部“拨解银十数万,以济其乏”,以致“人心大愤”,“未几,疆臣逃者相踵,事益不可为矣”.[2](P109)苏舆把当时清廷的失控归咎于官官相护、用人唯亲、赏罚不明的腐败统治。《辛亥溅泪集》卷二又引载刘秀、安重根上袁世凯的书信,说:“当是时,若瑞澂、张彪即行正法,派重兵一镇,急攻勿懈,即无事矣。不幸旧政府畏葸不振,举措张皇,遂至蔓延。”[2](P158)在这里,苏舆借此书信再次强调,“旧政府”的腐败,正是情势蔓延恶化的首要因素。

  

  对于满族亲贵的揽权与腐败,苏舆也不遗余力地予以揭露。他说:“摄政王之失,首在信任亲贵,此为各国宪法所无,游士及权贵皆利用之,故相与回护,其失败,摄政不悟也。《十九信条》出,令亲贵解政,虽尊君者亦快之。人心之失,半由于此。”[2](P223)当时,摄政王载沣主持国事,重用满族官员,大失人心。所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在仓促之间出台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对皇族权力进行了限制,如规定“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它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之类。因此,《十九信条》一出台,那些原本“尊君”的立宪派官员也倍感痛快。

  

  他又补充说:“诸亲贵本无政治知识,徒以鉴于庚子之乱,冒顽固名,反而尚文明,言政治,游历各国,招揽新进,强不知以为知,藉博浮誉,握重权,谋私利,由是游士竞进,奸党播弄,祸遂成矣。”[2](P142-143)这些满族亲贵,手握重权,图谋私利,“本无政治知识”,又“强不知以为知”,最终酿成大祸。可是,大难临头,这些亲贵们仍旧一味顾私。因此,苏舆有诗讽曰:

  

  官家齐起万金堂,軵辇艘飞外府藏。

  

  不是脑箍垂鉴在,几人爱国解输将?

  

  此诗自注有言:“亲贵自奕匡外,如载泽、载洵、载涛、毓朗皆以贿赂着闻。”所以说他们“齐起万金堂”.但是,“武汉事起”,“太后既出内帑,劝亲贵助饷,莫肯应也”,其贪婪悭吝之形,跃然纸上。更有甚者,“各王公即将大清银行存款辇出,存放外国银行”,由此造成了不小的金融危机,“崇文门税关不收大清银行钞票,市面震动”.[2](P167)又有诗曰:

  

  晓登公署夕津门,一疏秋霜动九阍。

  

  略似尔朱宣赦日,不因御札退闲言。

  

  自注说:“武昌变起,京官眷属迁徙相继,而以住天津租界者为尤多。……堂司各员大率晚车赴津,早车回署。”又揭出:“那桐眷属以半住六国饭店,半住天津;润贝勒眷属住法国使馆,贵人财物大半寄存各洋行保险……”[2](P171)大清帝国行将土崩瓦解,可他们并未想出救世良策,反而全力规避风险,以图自保。而多地汉族官员也趁机揩油,各级政府机关的公共财产惨遭瓜分,诗曰:

  

  清秘堂中饱老拳,程生还值几文钱?

  

  巫臣更有桑中喜,尽卷金珠入海天。

  

  苏舆指出:“各省公款,学旅政界剖分殆尽,河南聚哄,至以警队开枪恐吓乃散。翰林院亦有公款数千,以分派争议,编修鄂人程某至以老拳从事。”真是斯文扫地!而诗中提及的巫臣,原是楚国大夫。据《左传·成公二年》所载,巫臣在郑国聘娶了连尹襄老之妾、陈国的大美女夏姬,后一起逃到了晋国,被人讥之为“桑中之喜”.他引用这个典故的目的,乃是影射“大清银行总监督叶景葵既挟巨资以逃,其司事庶吉士吴人杨某,亦以二十一万金由某国银行汇兑,并偕某贵人妾遁入某国”[2](P170-171)的丑恶行径。当时,像叶景葵和杨某这样挟公款逃职逃国的现象绝非个别。危难之时,作为国家精英的士大夫,操守如此低下,道德如此败坏,朝廷还能不灭亡么?

  

  在汉族官僚中,袁世凯无疑是地位最高、权术最精的人物。苏舆的《辛亥溅泪集》中,不止一次地揭批袁世凯欺玩清室的政治伎俩。如:

  

  肥水麾军甘失机,同袍敌忾事全非。

  

  登坛共结长生党,故遣唐蒙缓缓归。

  

  此诗写袁世凯向朝廷索饷而不战,甘愿失去作战良机,全无“同袍敌忾”之志,其真实的目的是“假用共和政体,倾覆皇室,举世凯大总统,遂其帝制”.对此,苏舆无奈地发出“从古奸人欺君状态,未有若此之甚者,痛哉”[2](P154-155)的愤慨。又诗曰:

  

  早年抗势藉深源,跋扈曾闻昱识温。

  

  谁使行台提六镇,□殊太尉入都门。

  

  在这首诗里,苏舆用桓温跋扈的典故来影射袁世凯的独断专权,他说:“考之历史,则政权兵权兼握者,罔不为乱,证之各国宪法,从无内阁统握兵权者,世凯不顾,而时论亦不敢诘。”[2](P173-174)由此可见,苏舆既主张保住君权,却又极力反对最高统治者和各级官员的专制跋扈,这既是他自身思想矛盾的体现,恰好又是时代社会吊诡的反映。

  

  对于另外一些政治投机人物,苏舆也颇有非议。当时同为京官的湖南同乡杨度,就曾遭受过他的讥讽:“杨度时自命为君主立宪党首领,返京后又改为共和促进会首领,或诒书诮之,谓宜改为新官竞进会,以其变化之速也。”[2](P178)苏舆又写诗批评山东巡抚孙宝琦:

  

  奕叶清通偶帝家,冰山稳在矢无他。

  

  翻云覆雨寻常看,愧尔狂奴斧钺加。

  

  其自注说孙“宣告独立”,“又电达内阁,主持建设共和,并言保存君位一层无谈判之价值云”,后又“取销独立”.又揭出“宝琦使德时,以袁世凯主张立宪,因上疏倡言立宪,其后见朝廷意不欲实行,又上疏言筹备单滞碍,并陈立宪之难”,后“又主共和”,“已而又请反正,请亲赴前敌”[2](P136-137)等翻云覆雨、投机取巧的做法。

  

  二、痛斥种族杀戮,批判盲目排满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孙中山、黄兴和章太炎等人还制订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对这个纲领进行了颇为详细的解释:“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洲汉军人等,如悔司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者,亦如之。”又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8](P296)革命党人把满人与汉人相区分,把“满洲”与“中国”相对立,赶走满族朝廷,重建汉人政权,这就是革命的首要目的。

  

  武昌起义时,受此种革命思想熏陶的武汉新军,本着种族革命的宗旨,对城中满族人展开了大屠杀。苏舆用诗记录了这段血腥恐怖的历史:

  

  建号长平溯汉先,威张楚户立黄天。

  

  北人痛哭南人笑,白帜家家彻夜悬。

  

  在此诗的注文里,苏舆解释说:“(革命党)搜杀满人无数,凡口操北音者,皆被窘诘,有枪毙者,有杀而不殊者,南人则否。”[2](P113)恐怖血腥的气氛还从武昌蔓延至全国各地,苏舆诗曰:

  

  齐仇谩语钢刀谶,小劫夔湖剧可伤。

  

  羽服参差汉宫髻,玉娘翻恨内家妆。

  

  其注文补充道:“武昌事起,惨戮旗人,余时寓西城,左右居皆旗藉,其妇女有来泣诉者,……一时旗装高髻,多改效南人式;又有入慈善会作教中女道士服者,冀以避祸,情状极可悯。”[2](P172)苏舆当时寓居北京西城小绒线胡同,亲眼目睹了满人的诸多惨状。他又列举《广东梁鼎芬电致黎元洪》文,其中有“武昌城内,旗人杀尽,闻某家子,手抱未周岁,不曾学话,亦杀之于菱湖之旁,万国兵祸,无此惨酷”[2](P117)之句,连几个月大的婴儿也不放过,种族革命之惨烈可见一斑。又有《荆州沙市复黎元洪书》说:“惟满人无论男女,一律搜杀,凡满洲寓内被杀殆尽,至于襁褓、婴儿、仆妇、侍女,亦无遗漏。”荆州沙市地方的人民就此事质问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夫妇女婴儿,有何知识?有何能力?于改良政治有何关系?”[2](P119)很显然,苏舆虽反对满族亲贵专权,却与广东梁鼎芬和荆州沙市绅民一样,同情旗人所遭受的非人待遇,批评革命党人推行的盲目排满的政策与行动。

  

  稍后,种族革命的范围从满汉对立扩大至蒙汉、藏汉的对立,也激起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回击,其形势迅速恶化。根据云南都督蔡锷1912年5月6日发给中央政府的电文,“西藏因饷缺兵变,达赖迫令缴械出境,诡谋自立,迫逐班禅,逃入印度,官兵尽为驱逐,饥流印境;拉萨被围,狠杀汉人无算”.又“华兵被藏兵击败几降,缴枪一百五十支,藏军偿卢比八千元”.[9](P3)外蒙古更是驱逐汉族官员,虐待汉族商民,进而宣布独立。虽然袁世凯上台后收复了外蒙古,但独立的裂痕自此撕开。这种排满革命论虽能激发汉族军民的斗志,然其副作用不容小觑,不仅引发了巨大的边疆危机,还打破了我国各族人民多年和平共处的传统。这一点,张永有过详论[10](P109-112),兹不多述。不过,革命党人处理民族关系的立场还是有所改变的,苏舆认为这是国际舆论所起的作用,他说:“武昌事起,初以排满为名,继闻外国人评论,以为乖违人道,乃渐改种族革命为政治革命。”[2](P115)

  

  那么,排满种族革命论是怎样兴起的呢?苏舆认为可以追溯到维新变法之前,他说:“自康、梁以公羊伪学惑人,并演九世复仇之说,本以倾覆满洲为主旨。戊戌逋亡以后,名为‘保皇',所为《清议》《新民》各报,指斥宫廷,鼓荡种界,而排满之说起,今所谓种族革命者也。”[2](P172)“九世复仇”之说,见于《公羊传》。鲁庄公四年,齐襄公灭掉了纪国,因为其九世之先祖齐哀公因纪侯在周天子面前进献谗言而被烹杀。《公羊传》说:“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此即公羊学“大复仇”之义。春秋学特别是春秋公羊学,是一种切合时事的政治哲学。如在两宋时期,边患不止,大儒胡安国着成《春秋传》,特别重视“九世复仇”之大义。但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所宣扬的公羊学,不再以“复仇”为主题,而以改造后的“张三世”“通三统”理论为核心,是一套循序渐进的社会发展理论,并以之作为变法改革的理论基础。康有为认为中国尚未进化至“太平世”,应该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所以皇帝必须保留。至于满汉关系,他说得更明白:“若夫国朝入关,礼乐政教悉从周、孔,法度风化悉从宋、明,政权利权,汉人与满人无异,一切平等,帝统皇室,不过如刘、李、赵、朱耳。”又说:“是满洲之入关,无损于中国,适扩大中国天以应大地交通之运,而为万国竞长之图,是有大功于中国也。”[11](P346)满人入关后,已被中华文明同化,不再是茹毛饮血的野蛮族群了。这种理论,实是春秋学“夷夏进退”说的应用,作为公羊学家的苏舆,在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义证》里,对此也多有论述,如:“《春秋》论夷狄,不以地限。”[4](P7)“《春秋》立其极于礼义,以为华夷进退之机。”[4](P281)再如:“中国、夷狄,以德为准。”[4](P272)意即中国与夷狄的划分,其依据并非地域,而是德,是礼义。夷狄若有礼义,就进为中国;中国若失礼义,就退为夷狄。这种主张,与康有为的观点有着本质的一致。苏舆把排满革命始作俑者的罪名加在康有为的头上,实是两人“宿怨”太深的缘故。

  

  三、抨击流血革命,抗议民主共和

  

  苏舆的政治主张,向以保守着称。早在戊戌变法时期,他曾编辑《翼教丛编》一书,汇集当时所谓“守旧文人”的论调,对康、梁的变法进行攻击。在此书的序言中,他曾批评康、梁等人“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3](P1)。对于革命党人所提倡的通过流血革命来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他更持反对意见。《辛亥溅泪集》里有诗曰:

  

  都督巡街士带刀,新邦革命演葡萄。

  

  履霜厝大由来渐,谕蜀招陵空尔劳。

  

  苏舆自注说:“葡因实行宪政已久,故不久而定。法流血八十余年而后定。美因英宪政改革,亦流血十数年而后定,此可悲耳。”[2](P115)他认为,中国不像葡萄牙,有很久的宪政基础,能“不久而定”.如果要实行宪政改革,必定会像法、美等国一样,会有多年的流血战争。又有诗:

  

  几年流血染山河,法美前车鉴已多。

  

  嬴禁腹非厉监谤,新邦乌讬是共和。[2](P178)

  

  认为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只不过是组建一个乌托邦而已。

  

  他又借《荆州沙市复黎元洪书》说:“此等宪法,果适用于我国乎?国民果能利用此权以图强乎?如将来国会之意旨,仍系于少数人之私见,并不能代表全国舆情,则全国之权愈重,政治之进行愈难。土耳其、波斯等国立宪已久,且其君主之更迭亦经数次,而政治之败坏如故,疆土之剥削如故,何也?人民之学识,不足以利用国会之权以图强也。”又说:“共和之国,惟以法律为总束人民之具,人民之守法律,如我国之遵圣旨,我国四千余年,皆以皇帝命令为总束人民之具,纵有法律,人皆视为纸上空文,得以任意出入,莫能遵守,人民之习惯、风俗之趋向,各有不同,故欧美共和仍不至散漫无所总束,若我一倡共和,则人人皆有自尊之心,汝可为者,我亦可为之;汝能言者,我亦能言之,势必至各省独立,各府各县各镇各村亦皆独立,扰乱纷争,莫肯相下,互相仇杀,终成一无政府之国而后已。尤可虑者,各省纷争久不能决,则饥民土匪乘间而起,斯时也,外人虽严守中立,其可得乎?吾民之祸,至此乃益大矣!”[2](P120-121)认为若直接采用共和政体,就会产生不可想象的混乱和内斗。《海州李映庚告江南父老》一文更认为:“(美)求一可以君美洲者而不可得,故不得已杂采希腊、罗马而为此联邦共和之制,其不能不共和者,势也。”“今我并无大总统可举,又明明有君,若之何效之?”[2](P124-125)很显然,苏舆同意荆沙绅民和李映庚的看法,认为中国和西方诸国国情不一样,不宜采用与欧美相同的共和政治制度。

  

  苏舆《辛亥溅泪集》中收录有《王谢家上内阁书》,说:“又现在警区所贴官报,多载中外请求共和电文,愚蒙不察,遂以为阁下有承认共和之意,尤为众情所愤,僻远街巷,有撕下而踏以足,唾以口,怒骂不止,悻悻而去者,此皆家所亲闻亲见也。”[2](P236)他借王谢家的呈信来反映当时民众对共和的态度,不是欢迎,而是排斥;不是支持,而是反对。

  

  其实,早在戊戌时期,很多知识分子就举起了反对“民主平权”的旗帜。张之洞《正权》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3](P48)叶德辉《明教》说:“(中国)非以无形之孔教治之,则篡弑相寻,天下且成为虚器,何有于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也者?况今日西教之中,有所谓卜斯迭尼教者,其人多世家贵胄,以忠孝节义为宗,以尚俭弭杀为戒。又有剖而司登教者,倡君为民首之说,以纠平等之非。”[3](P67)《輶轩今语评》一文又说:“西人有君主,有民主,君有君之史,民有民之史,中国自尧舜禅让以来,已成家天下之局,亦以地大物博,奸宄丛生,以君主之,犹且治眇乱日多,以民主之,则政出多门,割据纷起,伤哉斯民,不日在疮痍水火之中哉!”[3](P80)这与西方“许多典型的强硬保守主义者不仅支持天主教会和绝对王权,甚至彻底否认自由和民主的价值,以及相应的宪政、代表制民主等基本政治制度的合法性”[5](P302)的做法十分相似。当然,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不是天主教,而是“无形之孔教”.

  

  同样,对那些支持甚至参与共和的知识分子,苏舆则加以鞭挞。诗曰:

  

  九夏争传大汉歌,荆榛无复泣铜驼。

  

  不臣九叶偏从逆,王贡佳人负贞多。

  

  自注补充说:“各省皆自置都督,以光复汉族为名,如张謇、汤寿潜皆号称名士,并受孙文临时政府之职;程德全且以江苏巡抚改称都督,视师江宁,世恬然莫以为怪也。”[2](P252)

  

  四、主张渐进改革,赞成“虚君共和”

  

  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说苏舆的政治主张就是完全保守的。事实上,他并不反对改革,只不过,他认为步子不能迈得太快,不能过激。《辛亥溅泪集》卷二开篇第一首曰:

  

  四译新词敌圣书,秘谋如诳楚商於。

  

  戊庚翻覆风云变,蓬岛方迷恨有余。

  

  新词一共有四个,分别是“立宪”“共和”“万世一系”和“优遇皇族”.在此诗的自注中,苏舆说:“以’立宪‘二字夺君权,’共和‘二字去君位;以’万世一系‘诳立宪,’优遇皇族‘诳共和。……推原其故,盖自甲午之败,朝野愤激,亟图变法自强之策,不料康、梁得而乘之,几肇大乱,于是执政者讳新法不敢言,一意任用旧人,孝钦又以愤于康、梁之故,立大阿哥,由是端郡王载漪得执朝权,徐桐、崇绮辈向用,酿成拳乱。”[2](P142)他既愤恨于袁世凯像张仪“逛楚商於”之地一样欺骗清廷,也对“康、梁得而乘之”发动变法“几肇大乱”表示不满。但对于“执政者讳新法不敢言”而“一意任用旧人”这种迂腐保守的做法,苏舆亦大加挞伐,可推见他绝非顽固不化之徒。再如,“岳州添设浅水小轮船,对这项引进西方先进科技的创举,苏舆欣然而作颂词”.光绪皇帝去世的时候,苏舆曾作《三月十五日恭送德宗景皇帝梓宫暂安梁格庄行宫敬赋》一诗以志纪念,其中有“舟车同创作,宪典惜初颁”之句,意为船、路、邮、电“这些很西方化的事务早在光绪初年就已进入朝廷,可直到戊申(1908年)才颁布预备立宪,他对政治制度改革的迟缓感到惋惜”[12](P137)。对于年轻气盛的光绪帝领导戊戌变法却因慈禧的阻挠而失败,他也感到十分遗憾,因此诗中又说:“政因多难剧,心为救时危。”“命方隆玉契,心已断慈闱。”[2](P74-75)

  

  实际上,苏舆渐进改革的思想其来有自。根据杨树达《平江苏厚庵先生墓志铭》的记载,“时值日俄战后”,苏舆“志存救世,思欲有所借镜,以私费请与诸重臣偕。遂至日本东京,周历大小学校,谘访教育行政”,又“嘱余谘访日本邮政电信行政实况,广购法规,欲有所建白。又尝奉令考察粤汉铁路行政利弊,颇有所兴革云”.1906年,“邮传部尚书陈璧闻先生贤于张侍郎亨嘉,奏请内用,遂补邮传部郎中”.[6](P85-86)邮传部是晚清政府机构里的一个新生部门,主管轮船、铁路、电线、邮政等事务,有着鲜明的西方化色彩。又有学者称,陈璧属于趋新式人物,如在授课中加时务论策、英文等,类如袁世凯。[7](P224)那么,出私钱到日本学习先进制度,又受一位趋新式人物的提携,在一个很西化的部门供职六年的苏舆怎么可能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保守”派呢?

  

  另外,作为王先谦最器重的学生,无庸置疑,苏舆深受乃师影响。很多学者认为,王先谦与叶德辉,是湖南守旧派的代表,果真如此吗?我们且看看王先谦对西学的看法:“所谓西学者,今日地球大通,各国往来,朝廷不能不讲译学。西人以工商立国,用其货物,朘我脂膏,我不能禁彼物使不来,又不能禁吾民使不购,则必讲求工艺以抵制之,中国机庶可转。故声光化电及一切制造、矿学、皆当开通风气,力造精能。国家以西学导中人,亦是于万难之中,求自全之策。”[3](P159)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王先谦极力主张在中国大兴西方工艺之学。戊戌变法时期,以王先谦为首,集合当时湘绅制订了《湘省学约》,其中有一条说:“西学如五洲政治、专门艺能,均须实力研求,洞见原本,不必存菲薄之心,亦无蹈张皇之习。至于纲常礼制、国俗民风,西国远逊中华者,不得见异思迁,致滋流弊。”[3](P152)也主张向西方学习政治、技艺之中先进的东西,至于其不如中国的地方则不学,显得十分理智。可见,王先谦也并非一味守旧。

  

  那么,苏舆赞成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辛亥溅泪集》所载《宋育仁致浙江都督汤寿潜书》说:“政治改良,天下公理。其国之原则缔造于君主者,从君主立宪;其国之起点发生于民政者,从民政立宪,亦天下之公例,所谓适宜,德、俄、日、美,其明征也。”[2](P134)显而易见,苏舆认为我中华帝国并非“国之起点发生于民政”,而是“国之原则缔造于君主”,故宜推行君主立宪制度。而这,与他的死敌康有为的主张又是惊人的一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辛亥溅泪集》还收录了康有为致书黄兴论共和利害的一封信。这封信很长,几乎占到全卷的四分之三。可以推测,面对着思想更为超前,行动更为激进的革命党人,面对他们所主张的民主共和政体,面对清朝灭亡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两位曾经的政敌似乎联手并肩,为能在名义上保住皇帝而奔走呼号。在这封信里,康氏首先指出共和政体的古今十二种形态,又参考各国政体,认为“各有其历史风俗,各不相师,强而合之,必有乖谬,则足以致败者矣”.康氏又抬出孔子说:“故议长共和制者,太平大同之制也,非今中国据乱世所能骤至也。孔子为时中之圣,陈拨乱、升平、太平三世之义,既称乾元用九为至治,而诸经但尊立宪君主之尧、舜,不甚称无首之群龙者,以非太平大同之世,而妄行之,则致乱也。”所以他认为:“夫国民公举总统之制,美倡之,亦只有美能行之。”“中国乎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全废之,甚非策也。”康有为主张中国保留君主,并且认为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做法。只不过,今之皇帝与昔之皇帝有着本质区别,“立宪之制,总理大臣之上,有一恭己正南面、无权无为、不言不语之土木偶之神云尔。……且夫立宪之君主,至无用也,……则君主者,无用之用至大矣。”他又补充说“(君主)如同土木偶神,如同留声机器”,没有了统治寰宇的大权,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而已。顺着这个思路下去,康有为进而提出了“虚君共和”的新名词。他说:“虚君共和以共和为主体,而虚君为从体。故立宪犹可以无君主,而共和不妨有君主,既有此新制,而立宪、共和二政体不能名定之,只得为定新名曰’虚君共和‘也,此真共和之一新体也。”[2](P180-199)康有为此种言论,对于既想保留君主,又主张实行宪政的苏舆来说,肯定是“心有戚戚焉”.

  

  余论

  

  张灏在其最新着作《幽暗意识与时代探索》中指出,“转型时代是一个危机的时代”“1895年以后,不仅外患内乱均有显着的升高,威胁着国家的存亡,同时,中国传统的基本政治社会结构也开始解体。这方面最显着的危机当然是传统政治秩序在转型时代由动摇而崩溃,这个在中国维持数千年的政治秩序一旦瓦解,使得中国人在政治社会上失去重心和方向,自然产生思想上极大的混乱与虚脱”[13](P138)。笔者以为,这种“混乱”与“虚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学汹涌而入,二是传统开始解构,各种社会思潮也逐渐生成,如民族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而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其中的两大主旋律。

  

  受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诸方面的影响,学界以往对晚清政治思想的研究,甚为关注其中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长遭冷落,研究成果不多。当然,生活在清末民初的苏舆等人,肯定不会以保守主义者自命,或者说,他决不会刻意地去做一个保守主义者。那么,为何把苏舆的政治思想归之为“保守主义”呢?这是因为刘军宁《保守主义》一书有过这样的界定:“保守主义并不反对一切社会的改良,反对的只是激进主义的全盘革命。保守主义之所以认为传统重要是因为人类无法预料人为变革的实际后果,对那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大事业尤其要格外当心。”[14](P205)通过对《辛亥溅泪集》政治思想的探析,可以知道,苏舆主张渐进改革,却反对激进的取消皇帝的共和政体,对通过武力革命来构建新政治制度的做法表示极大的担忧,这与刘军宁的界定是颇为一致的。换句话说,苏舆的保守主义思想,在清末民初是很有代表性的,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必须承认,激进主义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促进社会转型,更新社会制度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但是,如果用一种冷静的眼光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激进主义所主张的暴力革命,或者凌厉迅猛以求速效的变法改革,往往会引发各种社会动荡,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不稳定因素。而苏舆等保守主义者们的主张,可以或多或少地牵制激进主义的过度发展,从而开辟出一条较为理性的社会发展道路。在社会转型的今天,这种保守主义思想,仍有值得决策者借鉴和参考的地方。

  

  另外,在晚清保守主义的阵营里,成员异常复杂,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阵营也不停地分化和组合。例如戊戌时期,康有为显然是激进主义者,但革命派的出现,使康有为沦为反对激进革命的保守主义者。章太炎也是如此,他先是戊戌变法的支持者、排满革命的急先锋,后来又担任了“国粹派”的精神领袖,被鲁迅讽刺为“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15](P565)。此诚如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所论:“现代保守主义出现的另一个条件是,这个动态过程必须越来越通过社会分化继续下去,也就是说,以或多或少类似的方式对事件作出反抗的基本社会阶级必须产生。其中的一些支持推动前进的潮流,而另一些则会促进稳定(越来越有意识地)甚至倒退。”[16](P74)

  

  参考文献:

  

  [1]李肖聃。湘学略[M].长沙:岳麓书社,1985.

  [2]苏舆。苏舆诗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

  [3]苏舆辑。翼教丛编[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4]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5]丛日云。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一项跨文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6]杨树达。积微居诗文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李国祈。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M].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8]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9]吴丰培。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Z].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10]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11]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六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2]姜广辉,李有梁。维新与翼教的冲突和融合—康有为、苏舆对《春秋繁露》的不同解读[J].天津社会科学,2010,(3)。

  [13]张灏。幽暗意识与时代探索[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14]刘军宁。保守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5]鲁迅。趋时和复古[A].鲁迅全集:第五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6]〔德〕卡尔·曼海姆。保守主义[M].李朝晖,牟建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