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可以一稿多投吗(发表一篇论文多少钱)

中国无疑是一个“纸生产”大国。不考虑在中文期刊发表论文,仅2018年,大陆学者在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总数就超过39万篇,在S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总数超过2.5万篇。而且这个数字一年比一年高,就像膨胀的宇宙一样!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我们需要发表这么多论文吗?

全球性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在国外也是存在的。丹麦著名记者夏洛特·佩尔松(Charlotte persson)在2017年题为《基础研究中的危机:科学家发表太多》的报告中指出,全世界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正在增加。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发表的论文越多越好。他们不仅仅是获得工作的门票,更是获得科研经费,成为快乐老板的敲门砖,因为大学经费往往是根据大学老师发表的研究来分配的。然而,这种趋势导致大学教师在发表论文时更加注重数量而不是质量。很多学者为了尽可能增加出版物的数量,会将某项研究的成果拆分成不同的短文发表,这就是所谓的“萨拉米科学”。此外,为了发表更多的文章,大学教师可能会改变研究方向,转向可以轻松快速发表文章的领域。负面后果是:科研质量下降,大量不必要的重复,其他同事需要花更多的时间阅读和筛选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

同样,国际知名的比较教育专家菲利普·加尔巴赫(Philip Galtbach)在2018年的一篇题为《太多学术研究正在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与此同时,学术界的科学出版也呈现爆炸式增长的趋势,整个学术界也面临着巨大的论文发表压力。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包括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全球(国家)排名的上升,社会学的系统同构理论(即大多数大学模仿顶尖大学,把科研作为提升声誉的法宝),不断要求博士生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这种发表论文的压力催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投稿评价制度的瘫痪(论文太多),“不良期刊”泛滥以敛财为目的,重教轻科研的取向等。在他看来,大部分出版物没有存在的必要,完全可以砍掉。因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体系中,研究型大学为数不多,大多属于教学型或应用型大学。他们应该明确自己的定位,大力奖励好的教学和服务,而不是科学研究。而且,按照欧内斯特·博伊尔的多元学术观,学术上的卓越并不需要发表。

特殊的环境

既然没必要发表那么多论文,为什么学术界还要没完没了呢?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首先是大学的强劲势头。国内顶尖大学大多以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国内普通大学大多模仿国内重点大学。中国最近实施的“双一流”建设也可能成为向上的动力。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发表论文,尤其是在高水平的期刊上,因为论文在任何评价体系中都占据核心地位。

二是高校工作分担制的绩效管理模式。在绝大多数的大学管理中,把活人当作“经济人”,把大学教师的工作量,尤其是论文的发表,换算成“工作点”,然后确定工资。在中国的大学里,一篇论文往往根据其发表的等级给予不同的金钱奖励;文章越多,档次越高,科研奖励金额越高,甚至是年薪的几倍。

第三,大学里有一种文化,要求每个人都要发表。在中国,无论什么样的院校,从北大清华到普通高职院校,大部分教师都是要求发表论文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员,从辅导员到普通的行政人员,甚至是学校后勤人员,一般都是要求论文在晋升时发表。此外,国内大量的博士生和硕士生都有发表文章的需求。

过分追求论文发表不仅带来论文质量下降、教学与科研失衡等普遍问题,而且中国高校的以下负面影响尤为突出:

第一,高校青年教师(包括博士生)的身心健康令人担忧。青年教师是科研的主力军,他们面临着巨大的科研压力,尤其是在一些实行“要么升要么退”制度的高校。很多大学老师没有下班的概念,只是永远留在路上。长期过度劳累直接损害教师的身心健康,甚至导致一些优秀教师英年早逝。

二是学术不端和造假层出不穷。学术不端是全世界学术界面临的普遍问题,中国也不例外。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能看到类似于下面这样的新闻:一些学者因为学术不端/造假被某个学术出版集团或学术期刊收回。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学术不端行为?毫无疑问,这与我们过度追求论文发表数量的导向和背后的各种名利密切相关。

第三,研究论文缺乏现实解释力。为了尽可能多地发表论文,尤其是在高水平的期刊上,我们倾向于迎合杂志和评论专家的取向,使用各种数学模型来分析问题。这种论文虽然看似“高水平”,但却让科研越来越成为象牙塔,成为一种“精致的平庸”,无视现实世界。北京大学教授朱苏力指出:“(院士)喜欢简化变量,喜欢根据逻辑或模型进行分析,而社会生活则强调细节,考虑周到。”

第四,学术人员忽视社会现实。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人类服务,但在中国,能够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和“地气”的研究还很少。对此,清华大学副教授杨军指出:“这方面的研究不能发SCI,更不能发《自然》、《科学》和《pan》等高影响力出版物…从事相关研究的人要么转向细胞分子,要么分析气候变化和全球变化的影响。尽量往高的方向靠近。于是乎,SCI文章发了不少,但城市生态建设实践中的问题却越来越多。”

系统性改革

2018年10月24日,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文,要求开展专项整治活动,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后加“唯帽子”),完善人才测评体系。在“五个遗民”中,“只有论文”无疑是核心,因为其他“四个遗民”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前者。换句话说,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发表论文的问题太多了,因为“只有论文”必然会带来论文数量的激增,两者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一个全球性、系统性的问题,需要改革的地方太多了。这里有三个建议:

第一,重新定位大学的办学使命。目前分类办学的思路已经很清晰了。比如有的大学定位为研究型大学,有的定位为教学型大学,有的定位为应用型大学。但是这种定位没有明确的标准,也不是强制性的。无论什么定位,大部分大学都倾向于追求论文多,学历高,社会声誉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教育当局有必要做好顶层设计,重新界定办不同类型大学的使命。

其次,完善高校教师评价机制。目前,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尝试和努力。比如有的老师因为教学优秀被评为教授,有的老师因为成果转化好被评为教授,有的老师因为社会服务优秀被评为教授。但是这样的老师还是很少,大部分都是在发表论文的基础上晋升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改革,特别是那些非研究型大学。此外,要拓宽高校教师的评价渠道。比如2017年浙大尝试将“优秀原创文章、音像、动画等作品在报刊、电视、网络上发表或播出”纳入教师学术评价体系,值得其他高校借鉴。

最后,调整高校教师的薪酬制度。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的薪酬体系分为基本工资+绩效工资两部分,后者往往占据很大一部分。而在绩效薪酬中,纸面奖励是最重要的。“重赏之下,必有勇者”。我们可以发现,有些老师为了得到学校的科研奖励,拼命“灌水”、“刷论文”。鉴于此,我们很有必要对高校教师的薪酬进行调整:一是大幅提高基本工资,让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中感到安心;二是降低对发表论文的奖励,不能单纯以文章数量来奖励,也不能对在高影响力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过度奖励。一些高校奖励教师在《自然》、《科学》等高影响力期刊发表论文高达50万篇,违背了科研的初衷。

上述改革的目的是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鼓励教师开展非常规和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最重要的还是看大学老师内心的追求。当一个大学老师把学术研究作为名利的工具时,他自然会成为投机者和逐利者,发表尽可能多的论文,甚至不惜以造假为代价;当一个大学老师把学术当成自己的“志向”或“职责”时,自然更容易“坐上十年板凳”,做自己认为真正有意义、有创意的事。

(作者: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国教育报》,第5版,2019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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