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幼儿教育机构研究

摘要:湖北幼儿园是中国第一所公办幼儿园。在此之前,中国儿童的教育基本上是在家庭内部进行的。20世纪初,以湖北幼儿园的诞生为契机,近代中国的幼儿教育机构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中国的幼儿教育逐渐走向校本化、制度化、社会化,呈现出幼儿教育领域的新面貌和新风貌。本文将以湖北幼儿园为个案研究对象,分析其社会背景、驱动力、筹备始末、教育模式、对后世的影响等诸多问题,从而总结清末新政时期以湖北幼儿园为代表的学前教育机构所共有的西学东渐的特点。

关键词:湖北幼儿园;张之洞;向日本学习;西学东渐

中国图书馆分类编号:K251文件识别代码:A货号: 1002-2589(2017)07-0166-03

20世纪中国儿童教育的发展逐渐从传统走向现代,最明显的表现是教育儿童的责任开始从家庭转移到社会机构。中国第一所公办幼儿园湖北幼儿园的成立,标志着儿童教育突破了传统家庭教育的框架,代代相传的文化传播方式逐渐从家庭内部走向学校化、制度化和社会化。一方面,传统儿童教育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家庭世界”崩溃的社会背景不谋而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对抗与碰撞,顺应了近代西学东渐的发展趋势。

一、康复的契机――清末幼儿教育机构的社会背景分析

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有重视儿童教育的传统,学前教育方法无一例外都是在家庭内部进行的。直到20世纪,以家庭为基础的儿童教育逐渐被各种社会学前教育机构所取代,学前教育的责任从家庭转移到社会。

(一)来自“托儿所”的社会托儿所机构

作为清代的社会专业慈善机构,托儿所主要负责将弃婴带进托儿所,社会承担起喂养弃婴的责任,让弃婴有所投靠。“托儿所”式的保护包括必要的启蒙教育和传授收养婴儿的知识和技能。“选自己最擅长的节目,教他们读书写字,笨的,教他们玩凉鞋,玩绳子,编竹篮,什么都可以自力更生。”这样,托儿所就具有了一些公共教育的社会功能。

但托儿所本质上还是慈善的,与教育的幼稚本质明显不同。首先,托儿所对儿童进入教堂有严格的限制。只有父母双亡绝望的人才能被接受。富裕家庭不愿意送孩子去教堂,贫穷家庭不行;其次,由于托儿所传授的知识大多是聘请的专职护士,由于自身的认知水平,很难对孩子进行系统有效的教育,所以教育内容与民间家庭教育没有区别;第三,由于清廷只把育婴事业看做是“照顾妇女的政策”,所以对育婴的重视比什么都不重视是必然的。再加上各地托儿所长期受到经费来源不稳定的制约,难免会有偶发性。

(2)传教士在中国办学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开始以《北京条约》 《天津条约》获得的在华生活和兴办学校的特权兴办各种学校。据美国传教士林乐之统计,当时外国在中国设立的学前教育机构“有六所学校(即幼儿园,作者注),学生194人(男女各半)”。

教会幼儿园采用弗罗贝尔教育方式,非常注重孩子的身心发展。有漂亮的教室,小设备

康有为是第一个倡导对儿童进行公共教育的人。1844年康写《小孩月报》时,提出“人人受教育,应在公产而非私产”。后来在《福幼报》年,他第一次设想了一个完整的儿童公立教育体系,从胎教到学前教育:“从三岁到五岁,进幼儿园”,“以他(女保)为母,但照顾儿子”。

梁启超遵循康有为的儿童公共教育思想。90年代末,梁启超在《礼运注》中明确表达了对儿童教育的关注:“人生百年,以幼儿教育为基础”。但梁启超此时虽然关注学前教育,但他的学前教育观仅限于批判传统的儿童教育,而根本没有提到办幼儿园。改革失败赴日后,梁的学前教育思想打破了家庭教育范围内谈学前教育的束缚。1902年,梁在《大同书》中明确提出学龄前儿童在幼儿园学习两年。梁启超从家庭教育向儿童公共教育的转变,可以说是当时有识之士幼儿教育思想转变的典型。

当代的罗振宇也是这么想的。1901年,罗振宇在《论幼学》年提出“直到婴儿不到傅岁,才成立幼儿园为宜,选择保姆照顾它,并指导运动、游戏、唱歌等。提升他的身体,活出他的智慧。”第二年,《教育政策私议》进一步估计“未来将建立幼儿园,以三到五岁为哺乳期。”

由此可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儿童公共教育的理念在知识分子中浮出水面。在他们的有意推动下,建立中国学前教育机构势在必行。

第二,陈格的变化——湖北率先打开了幼儿教育的氛围,奠定了幼儿教育的基础

清末,当中国对儿童进行公共教育的想法越来越激烈时,中国第一所公立幼儿园终于在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在湖北付诸实施。

(1)张文祥主管湖北

在专制的中国,任何革命都与行政长官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光绪十五年,清廷调任张之洞为湖广总督。在张之洞的心目中,有一个最忠实的信念就是教育兴国。他认为“自强的方针是先育人;教战争的党是建立在建立学校的基础上的”;还认为“古之兴亡,人才兴亡,其貌在政,其理在学”,形成了“国家之强在人才,人才之消长在校;世界各国都必须把教育作为发展国家的紧迫任务。

于是他决定大力办学。同时,他也认为要利用西学的智慧建立新的学问,造福国人,引进西学和西方艺术,巩固“中国风”。他要求他训练的学生不仅要”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而且要“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观、人才观为西学的引进打开了方便之门,加速了湖北乃至全国教育的近代化。除此以外如何确保教育经费的充足与稳定亦是棘手的难题。晚清中国在战争频繁、赔款外债的逼迫下,国家自身早已财政困顿、应接不暇,根本没有财政预算和政府直拨专款的条件。于是湖北主政人员从民间捐赠和官款分拨两方出发,竭尽所能筹集经费,为包括湖北幼稚园在内的新式学堂的兴起提供了财力的保障。

  关于湖北地方筹措经费,一方面是沿袭成法,即仿传统办学接受民间捐赠,鼓励民间个人以不同形式为新兴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张之洞本人就曾以封疆大吏的身份率先捐出湖广总督兼职湖北巡抚公费18000两,悉数移交湖北学务处充教育经费。另一方面是依靠地方政府从有关公款中挪借挤用。公款费用主要抽自盐道、统捐局和厘签局等机构,光绪二十九年,署理湖广总督端方将“川淮入鄂之盐,每斤加抽4文用作兴学等费用(其中用作兴学费一般为40―50万两),同年还开掘到汉口签捐局彩票盈余这一款源”。

  (二)外来经验保障:湖北幼稚园的准备与学习日本

  20世纪初的中国没有办近代教育的实践,以张之洞为首的教育改革筹划者往往“不得不讲西学”。当时在我国境内创办幼教机构有两种名称:一种叫蒙养院,一种叫幼稚园。“代表蒙养院的是日本式的幼稚教育,那一种代表幼稚园的却是出于教会的手泽。”

  1.极力排斥教会式幼稚园

  如上所述,西方传教士虽早早溯江而上,但在国内反洋教事件风起云涌的背景下,传教士普通的育婴活动却也常常以政治风潮的形式出现。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法国天主教在南昌成立教堂,嗣后即因育婴谣言引发教案,总理衙门遂颁行《传教章程》,首条即要求教会不要介入育婴活动。然外国势力极力抵制,有关教会育婴的谣言也从未停息。19世纪80年代末,广东再次因此爆发教案,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上《商定稽查外国育婴办法折》,其中详细描述其情形:“窃自通商以来,外国教士在各口岸每设有育婴堂收养婴孩,育成者固有其人,而夭折者亦复不少。在彼以行善图名,未必遽加残害,无如民间讹言易滋疑惑,遇有婴孩病故,道听途说,辄谓系剜眼剖心之所致,辗转传述激成众怒,因而焚毁教堂,杀戮教士,事变仓卒,遂至一发难收,类此之案,不胜枚举。”面对内外交困,清政府除对“涉案”民众严酷镇压并尽力赔款外,也认识到教案常因教会育婴谣言而起,因而鼓励本国育婴事业发展以消除祸根。

  2.备受青睐的日式幼稚机构

  张之洞曾概括中国学习日式幼教之原因:“东瀛风土文字,皆与中国相近,华人侨寓者亦多,翻译易得,便于游览询问,受益较速,回华较早。且日本诸事虽仿西法,然多有参酌本国情形斟酌改易者,亦有熟察近日利病删减变通者,与中国采用尤为相宜”,且我国“于日本,古来政治之大体相同,宗教之并重儒佛相同,同洲同种,往来最久,风土尤相同,故其国现行之教育与我中国之性质无歧趋,则而行之,无害而有功”。因此,学习日本成为清末兴起的一批幼稚园的主要特征。关于如何学习办学经验,大致有如下三种途径。

  一是邀请外国顾问。清末掌权朝臣面临清廷危机,往往利用权柄直接聘请外国顾问,以助充分“师夷长技”。单就湖广总督张之洞而言,他的幕府中就有大量洋员。据笔者统计,张之洞幕府洋员共239人,其中日本洋员80人,所占比例最高,而在日本洋员中,又有76%的人从事学堂教习。由此可见,张之洞聘请日本顾问、学习日式教育实乃有据可凭。

  二是请教归国驻外使节和留学生。张之洞关注日式教育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与留日归国人士的接触与交流。1901年底,张之洞派罗振玉等人前往日本,罗振玉一行在考察日本教育时也关注了日本幼稚园的情况,给张之洞很大启发。还有帮助张之洞制定癸卯学制的刘邦骥,也是在日本留学过四年、对日本教育情况极其了解的人士。

  三是高薪聘请洋教习。在汪向荣著的《日本教习》中大量记载了清末赴华从事教育事业的日本教习,湖北幼稚园的第一任园长就是张之洞聘请的日本女教习户野美知慧,她仿照日本幼稚园的教育模式订立了《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让清末兴起的幼稚园走上仿日的道路。

  三、蒙养的新生――湖北幼稚园的创办与发展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湖北巡抚端方在武昌阅马场创办幼稚园,聘请了户野美知慧等三名日本保姆负责经�k,并拟定了《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中国幼教机构就此诞生。

  (一)借鉴与移植东洋儿童教育

  湖北幼稚园的筹划、建立和经营,主要由三位日本女教习主持。她们参照日本明治三十二年的《幼稚园保育及设备规定》来设计湖北幼稚园,将在日本所学幼教之识完全照搬于此,制定了光绪三十年的《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

  在保育宗旨方面,湖北幼稚园着重要求对儿童自然智能和涵养德性的开发,具体提出儿童要在体育、智育、德育方面全面发展,这种浓重的德、智、体育色彩深受日本幼教宗旨的影响。光绪二十八年,张之洞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明确提出中国教育要学日本实行德智体三育:“考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洵可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礼失求野,诚足为我前事之师。”湖北幼稚园正是这种日式幼教大义的具体实践。

  在教学内容方面,湖北幼稚园开设的七门课程中,有“游戏、唱歌、训话、手技”四门完全照搬了日本保育条目,课程中甚至还有日语课程的学习,“唱日本翻译改订的幼稚园歌曲”。这在方便日本保姆教习幼儿的同时,也给湖北幼稚园烙上了“日本化”的印记。

  在保教对象上,中日均明确规定孩童年岁必须3岁以上方可入园,每个保姆平均育儿人数湖北方面大概27人前后,日本规定的较为宽泛,即每保姆育儿不超过40人,然仍可见湖北幼稚园规定的保姆幼儿比其实也是符合日本保育规定的。

  再细致到校舍设备,湖北幼稚园的硬性设备也像是对日本章程的扩展性解释:保育室分成开诱室、训话室,游戏室又有游戏场、游戏山等设备,职员室有保姆助教休息室、会计办公室、接应宾客室等等,尽善尽美地勾勒出了日本章程所要求的物理环境与空间的设计布置。至于在保育年限与具体每日保育时间上,两者虽不甚一致,但若从整体结构上观,却是日本于1899年在幼教上规定了哪些方面,湖北幼稚园也对此相应做出反应。由上可知,湖北儿童教育的近代化,育儿新知在湖北幼稚园的登堂入室,完全是借鉴移植东洋文化的结果。

  (二)癸卯学制颁布后的湖北幼稚园

  中国早期幼教机构虽竭力模仿日本,但与日本创办的幼稚园仍有一最大不同,即日本先有学制,后来创办幼稚园;而湖北幼稚园创办之时中国新的学制尚未建成。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湖北幼稚园开办后的几个月,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其中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幼儿机构为蒙养院,“专为保育教导三岁以上至七岁之儿童”。

  《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很大程度上也模仿了日式幼教规章,要求教导儿童“专在发展其身体,渐启其心知”“体察幼儿身体气力之所能为,心力知觉之所能及,断不可强授以难记难解之事”;在保育时间和教育课程上,规定蒙养院儿童在院时间每日不得超过4点钟,课程分为游戏、歌谣、谈话、手技四项,这些均与湖北幼稚园相符,晚清政府可以说以制度的形式肯定了湖北幼稚园的开办原则,也肯定了这种依靠社会机构办学育儿的近代幼教模式。

  但湖北幼稚园在癸卯学制颁布后还是遇到了危机,尤其表现在师资来源方面。湖北幼稚园开办之初,园内选聘的主要是由毕业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户野美知慧女士等3名日本保姆任教员。其后张之洞料到幼教风气大开之日,幼师必然奇缺,于是首开在幼稚园内附设幼稚师范学校先例。于是在他的亲自主持下,湖北幼稚园内附设了女子学堂,招收年十五岁至三十五岁的女子,专习幼儿师范课程,成为轰动一时的盛举。

  然设女子专门学校与癸卯学制相悖,章程明文禁止在蒙养院中附女子学堂,说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于是湖北幼稚园中的女子学堂在刚创办不久后就被停办了。在禁止女学的同时,为了解决幼儿师资问题,清廷即令各省厅州县分别在育婴堂和敬节堂内划出一院为蒙养院,在蒙养院内为乳媪及保姆讲习保育教导幼儿之事。培训所使用的教科书是从《孝经》《四书》《女诫》《女训》及《教女遗规》等书中摘录部分内容而加以编排,当然也“选取外国家庭教育之书,择其平正简易,与中国妇道妇职不相悖者”加以教导,由此培训出来的乳媪节妇自然成为“三从四德”模范的执行者和宣传者。清廷这一举措不仅扼杀了早期女子专门教育,而且相较于师范生育儿,这些保姆在如何科学合理开发儿童自然心性智能方面也难免缺乏专业。就此,湖北幼稚园的师资来源经历了从培养专业的女师范生变成了“所学较浅”、然“远胜于寻常之女佣”的乳媪节妇。

  四、结语――湖北幼稚园创办始末特点之西学东渐

  湖北幼稚园诞生于清末新政时期,清末新政是一种适应性改革,其中的自救努力,是内外交困下迫不得已的选择,幼稚园的出现也不例外。从前文可知,幼教机构得以产生,一是盼望教育兴国、救国自强事;二是传教士办学引发国人不满情绪,急欲自创以打击之。然无论何种原因,概括讲来都是来自西方的冲击刺激了中国本土的改变,让儿童教育囿于家庭的现象戛然止步。当然光有刺激显然不够,张之洞曾言,“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就幼教方面而言,时人选择了向日本学习,让湖北幼稚园在癸卯学制颁布前奇迹地走上国际化、现代化的轨道。

  晚清幼教在近代转型过程中同时也兼顾了“中体”。湖北幼稚园成立之初,日本女教习模仿日式规划校园,但癸卯学制颁布后,湖北幼稚园也不得不“削足适履”,在教育的最重要环节――师资方面让步,体现了清廷绝不容许践踏封建伦常的坚持。

  除了学习内容、师资来源必须符合“中体”外,幼稚园最明显的局限在于,那个时代的教育本身是与当地政府官员是否重视教育息息相关的。因为教育本身在晚清并不独立,经费也无稳定来源,因此它的发展完全受着地方行政人员的控制,也就难保“人亡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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